沃伦·巴菲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出生在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长期资金市场。

  2.除了巴菲特，美国还有许多著名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如乔治·索罗斯和量子基金。

  3.然而，巴菲特的成功并非仅靠个人天赋，美国长期资金市场的发展也为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4.中国长期资金市场仍需学习先进经验，实现动态发展，以培养更多像巴菲特一样的投资者。

  在一定程度上，巴菲特的成功来自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一出生就拥有了参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的机会，这使得巴菲特有了赢在起跑线上的优势。

  今年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简称巴菲特）最后一次以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简称CEO）的身份出席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这位“奥马哈的先知”正在逐渐走向其传奇投资生涯的终点。

  巴菲特的传奇来自其持续数十年的高投资回报率，这或多或少已经被人“神话”了。

  巴菲特的影响力遍及全球，甚至受到无数投资者的“顶礼膜拜”。市面上出现了众多探讨巴菲特成功奥秘的书籍，人们希望从中获得养分，成就自己的财富密码。

  毫无疑问，巴菲特的成功与其自身的天赋和努力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但其成功也有着一个关键的必要条件——他是一个美国人。在多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他都说过他很幸运他出生在美国。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有丰沛的雨水和阳光才能孕育出繁密茂盛的热带雨林，而干燥炎热的沙漠则只能培植出稀疏的仙人掌和骆驼刺。

  美国拥有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长期资金市场，这是养育出伟大投资者的关键要素。美国不但有巴菲特，还有许许多多著名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例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简称索罗斯）和他创立的量子基金（Quantum Group of Funds）。

  换言之，巴菲特不是一个单独出现的伟大投资者，而是一群优秀投资者之中的佼佼者，而这群投资者都是美国长期资金市场的孩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巴菲特背后的美国长期资金市场比关注巴菲特这个人要更有意义。

  毕竟南橘北枳，假如不是生于美国，那么巴菲特估计最多也就是一个有钱人，而非投资大师。这也是怎么回事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以外，有那么多人都希望复制巴菲特和他的价值投资，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金融这个词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最常见到的词语之一，但关于其准确的定义，各方却未有统一的认识。

  一般而言，金融会被解释为资金的融通，但从实质上来说，金融指的是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价值交换。

  简单来说，市场上有的人有钱却没有投资机会让这些钱增值，有的人有投资机会却没有钱让这些机会变为现实。这样一来，把这些钱从资金的拥有者借给资金的使用者就成为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而进行这些交易的人和机构就形成了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市场。在这样的过程中，资金从回报率低的地方流向了回报率高的地方，新的价值产生了出来，资金的借出者和借入者都可以从中获益，社会的财富也会增加，各方皆大欢喜。

  然而，收益是伴随着风险的。在产生最终结果之前，我们不知道一个项目会盈利还是亏损。能赢利自然是好，但亏损了也得有相应的解决的方法才行。

  赢利了要怎么在各相关方之间进行利润分配？亏损了大家又该如何来进行承担？这些都是长期资金市场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面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

  信息不对称的意思是交易中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或更好的信息，例如一个公司到底运作的怎么样，公司的经营者大多数都会比公司的投资者更清楚。信息不对称不是长期资金市场独有的特性，但其在长期资金市场中会变得很严重，原因主要在于长期资金市场中交易的是各种权利。

  这些权利看不见摸不着，不像你买了一瓶水，你能看见也能把它喝下去。这些权利的背后都是一叠一叠的合同，所以你在买卖金融理财产品的时候，本质上是在签署不同的合同。

  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使合同的双方处于不公平的地位，甚至可能会滋生欺诈。当这些乱象丛生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远离长期资金市场，借钱方也会面临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长期资金市场的功能就会被削弱，甚至瘫痪。

  所以要建立一个高效的长期资金市场，让融资方可以用尽量低的成本融资，最重要的就是为投资者理财、保护好投资者的合理合法利益。

  美国的经验显示，要做好投资者保护的工作，监管和市场的力量必须都得到发挥才行。先说监管，这方面集中的体现就是监管层（广义上的监管层，包括司法系统等方面）对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制裁，对此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安然公司（EnronCorporation）的破产案。

  2001年，曾经年营收超千亿美元的安然公司宣布破产，其财务造假行为也被揭露出来。

  安然公司的造假案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监管层对此进行了三方面的处理。

  第一，公司高管受罚。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安然公司的前首席财务官（Chief Financial Officer，简称CFO）安德鲁·费斯托（Andrew Fastow），其被法院判处10年监禁外加2380万美元的罚金；

  第二，金融服务机构受罚。由于涉嫌欺诈，为安然公司服务的著名五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被诉妨碍司法公正，并因此倒闭。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也因涉嫌财务欺诈，向安然公司破产的受害者分别支付了20亿、22亿和6900万美元的赔偿金；

  第三，出台了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法规。安然事件导致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产生，这极大地加强了相关的监管规定。

  再说市场的力量，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浑水研究公司（Muddy Waters Research，简称浑水公司）。

  浑水公司是一家业务涉及尽职调查的私人投资公司，其盈利模式是调查涉嫌欺诈的上市公司，一旦获得足够的证据就卖空这一些企业的股票，随后公开其调查的最终结果并从股价的下跌中获利。

  浑水公司的成名作是猎杀那些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多家中概股公司在浑水公司的调查下被发现存在欺诈行为，这一些企业的股价随后大跌，甚至引发破产和退市，浑水公司则名利双收。

  浑水公司的行为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并非出于公心，但其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净化了长期资金市场，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实际上，即使不存在违法的行为，我们也能发挥市场的力量去增进投资者的利益，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国股市上非常活跃的激进投资者（Activist Investors）。

  激进投资者是指那些在投资过程中热情参加目标公司管理和运营的投资者。他们购买公司股票，并利用其股权来推动改变、提出建议或对公司做干预，以实现他们都以为可提升公司价值和盈利能力的目标。

  美国股市上的激进投资者很多，例如著名的卡尔·伊坎（Carl Icahn，简称伊坎）。伊坎曾大量购入苹果、eBay和戴尔等公司的股票，并提出具体的运营建议。在其推动下，很多公司做了改革，提升了运营效率和股价，而伊坎和其他投资者也从股价的上升中获利。

  由于美国股市是全球监管最佳的股市之一，而且大量的市场力量也在积极推动着市场效率的提升，因此市场上才会存在大量的优质公司可供选择，这也才能成就巴菲特的伟业。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信奉价值投资，他一般会选择在其认为估值较低的时刻购入股票，长期持有，但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决策。能想象，假如美国股市欺诈横行，公司治理堪忧，劣币驱逐良币，不能为股东提供可持续的优良回报，那巴菲特的这套行事逻辑又哪里行得通呢？

  在一定程度上，巴菲特的成功来自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一出生就拥有了参与世界上最发达的长期资金市场的机会，这使得巴菲特有了赢在起跑线上的优势。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是很值得学习的对象，但价值投资在中国实行起来却十分艰难，原因主要在于中国长期资金市场仍然是一个欠发达的资本市场。

  以监管为例，中国的股市监管存在较为显著的逆向监管，用俗话说就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例如A股的违规成本很低，这点对A股稍有认识的人都不会感觉陌生。这方面本来应加强监管，但时至今日仍效果不彰，这是可以让我们反思的。与此相反，A股直到现在都不允许个股卖空，这也使得浑水公司的模式在A股无法复制，这属于典型的不该管的内容。

  中国长期资金市场要成长，就必须学习先进资本市场的成熟经验，在改革中实现动态发展。

  今年是改革开放47年，在这47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惊人的跨越式的发展，但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当年我们的起点很低，仅仅依靠大量的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就能够得到巨大的经济增长。

  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了，要想继续增长就必须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一个高效的长期资金市场就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除了要关注巴菲特，更要关注在他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制度环境。

  我们缺的不是巴菲特，而是产生巴菲特的环境。等何时中国长期资金市场的制度建设搞好了，那么出现中国的巴菲特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对此，笔者拭目以待。